值得注意的是门阀家学在南北朝时期出现了两个明显的趋势其一是在

值得注意的是：门阀家学在南北朝时期，出现了两个明显的趋势：其一是在传习家学世业的同时，广泛地吸收、博采众学之长，而不囿于祖业之旧学。如：宋世名儒何承天，因其母为东莞大儒徐广之姊，幼承母训，得传徐广家学，同时广求名师，儒史百家，莫不该览，并至庐山拜于慧远门下。又如：北魏赵郡李孝伯，其家族世传《郑氏礼》、《左氏春秋》，孝伯在“少传父业”的同时，又“博综群言”。这种博学众长的风气是门阀家学得以更新的重要动因。其二是门阀家族素有广集图书的传统，这使得门阀家学得以广泛地吸收古今社会文化的学术精华，并进一步社会化，开放化，同时也有利于保存学术文化遗产。如：梁时王僧儒，出自名门大族，为汉魏名儒王肃的八世孙，嗜好坟典，聚书至万余卷，笃志精力，于书无所不览。门阀中人类似的藏书大家，为数甚多，不胜枚举。这种丰富的藏书，为士族子弟提供了优越的读书条件，这也是门阀家学得以兴盛，并世传不绝的重要原因。

门阀家学至南北朝后期渐趋衰落，但其根砥虽败，学业犹存，并逐步与官学及社会范围内的私学合流，成为集大成之学的隋唐文化教育的重要源泉之一。

隋唐五代儒学

隋唐五代教化的发展主要表现在教化制度的创立方面，其足以影响后世教育的发展。隋文帝时非常重视振兴学校。为了管理各级各类学校，他曾特设国子监，作为教育的行政领导机构。国子监初名国子寺，开皇十三年（）改为国子学，大业三年（）又改为国子监，从此一直为后世所沿用。当时，国子监设祭酒一人总管国家教育事业，在行政上不隶属太常寺，是独立的最高教育机构。通常，在祭酒之下设主簿、录事等专职人员，负责统领各级各类官学。可以说，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设立的专门教育行政部门，也是专门设置教育负责官员之始，在我国教育的历史发展中，这是个了不起的进步。

在国子监控制下，首先发展健全的是以国子学为首的中央官学系统。除有传统的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外，隋朝首创了书学、算学和律学（六学中只律学属大理寺）等专科类的中央官学，形成了所谓的“六学”系统。开皇初，隋文帝颇为倡导文教，设国子寺，使“强唐长安城学待问之土，靡不毕集”，“京邑达乎四方，皆启黉校。齐鲁赵魏，学者尤多，负芨追师，不远千里。讲诵之声，道路不绝。中州之盛，自汉魏以来，一时而已。”隋文帝晚年，转而喜好刑名之说，同时又发现国学虽然学生颇多，但“徒有名录，空度岁时，未有德为代范，才任国用”之人，“设学之理，多而未精”，遂在仁寿元年（）废天下学校，只存国子学一所，有学生人。隋炀帝即位后，改国子寺为国子监，复开庠序，使国子学和郡县学之盛超过了开皇初年，形成了隋朝第二个兴学高潮。只因不久出现“戎马不息”、“师徒怠散”的情况，加之社会动荡，战乱迭起，致使“空有建学之名，而无弘道之实。”

唐朝初建，便大力发展文教事业。高祖即位时即下令国子置生员，取三品以上子孙；太学置生员，取五品以上子孙；四门学置生员，取七品以上子孙。在地方官学中，将郡县之学分为三等，上郡学生员，中下郡则各员；上县学生员；中县员，下县员。至于对皇族子孙及功臣子弟，还在秘书外省别立小学以教育之。高祖武德四年（）诏置修文馆于门下省。七年（）又特别下诏兴学，令“吏民子弟，有识性明敏，志希学艺，亦具名申送，量其差品，并即配学。州县及乡，各令置学。”为后世各朝树立了重视文教的典范。

唐代教育制度的完备是在唐太宗执政阶段。在这一时期，唐太宗曾于贞观元年（）在门下省置弘文馆（由修文馆改建），聚经、史、子、集四部书共余万卷，精选天下著名儒者虞世南、褚遂良、姚思廉等人以本官兼学士，以褚遂良为馆主。在馆中不仅讲论文义，商议政事，（还传授书法，教授经业。次年，恢复了随置而在武德初年罢废的书、算二学。第三年又下诏令诸州置医学。贞观六年（）又恢复了武德年间废弃的律学。贞观十三年（）在东宫设立了崇贤馆（年时改为崇文馆）。自此，在年左右的时间里，在唐太宗等人的倡导和支持下，基本上形成了唐朝以“六学二馆”为代表的官学体系。起初，唐朝政府尽召天下经师老德者以为学官，广建学舍区，大量增加学生员额。到贞观十三年时，除六学二馆外，屯营、飞骑等军事建置中亦设学生，并由博士教授。高昌、吐蕃以及高丽、百济、新罗、日本等也都积极派遣子弟前来求学，学生总额达到余人。

高宗显庆元年（）在崇贤馆置学士，有学生人。龙朔二年（）在东都置国子监，生员有所增加，并分两都进行教学。其间，书学、算学、律学曾一度废止，龙朔三年（）恢复后将书学改隶兰台，算学改隶秘书局，律学改隶详刑寺。武则天执政时期热心佛教，不重儒学。当时的“博士、助教，惟有学官之名，多非儒雅之实……生徒不复以经学为意，唯苟希侥幸。二十年间学校顿时隳废”。中宗复位后于神龙元年（）诏令国学学生复集，次年（）又敕令学生在学行束惰之礼，并将此定为国家制度。

唐玄宗时是唐代学校兴盛的又一个高潮时期。开元七年（）唐玄宗敕令州县学生选送“聪悟有文辞史学者”入四门学为俊士，那些贡举落选而愿入学者亦可入四门学学习（俊士之制至天宝十二年，即年止），这是后世贡举入监之制的滥觞。在这一时期还规定了学生补阙的制度。如国子监所管的学生由尚书省补，州县学的学生由州县长官补。尤其值得称道的是，朝廷此时明确规定百姓可以任意设立私学，有愿在州县学寄读受业者（即非正式的寄读生）亦可应允。在政策上为民间学术和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使不少学者从家学和拜师求教的私学中获取了许多可贵难得的学识。开元六年（）置丽正书院，置文学名士徐坚、贺知章、张说等人为学士，在修书之余亦行讲读之事，为后世书院教学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开元十三年（）丽正书院改为集贤书院，五品以上为学士，六品以下为直学士，待遇颇为优厚。至开元二十七年（），朝廷敕今天下州县于各乡里设立学校，择师而教授，使当时的学校由州县又进一步扩展到乡里，拓宽了教育的普及面。开元二十九年（）在玄宗崇尚道教思想的指导下，在礼部的祠部之下设立了崇玄学（天宝二年（），更名为“崇玄馆”，亦称为“通道学”），在府州亦设地方崇玄学，专门教授道教经典。天宝九年（）唐朝于国子监中增置广文馆，以郑虔为博士，负责指导在国子监中专门修习进士业的学生。玄宗为了支持学校教育的发展，曾在天宝十二年（）敕令天下罢乡贡之举，规定不经由国子各学及郡县学学习的学生不许参加选举。尽管这一规定在两年后取销，恢复了乡贡之制，但其影响是积极的，对学校教育的发展有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