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教育是较教会学校起步稍晚的西学性质的近代教育形式也是世纪

洋务教育是较教会学校起步稍晚的西学性质的近代教育形式，也是世纪年代至年之间、由少数开明的上层官僚主办的中国官方或半官方性质的近代教育形式；在改良主义教育尚未实施之前，洋务教育始终在推动中国教育近代化的运动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并且一度成为“同治中兴”的象征性政绩。

同文馆的创建与早期洋务教育

清末官方的教育改革以洋务教育的实施为主体，而洋务教育的实施则以同文馆的创建为开端。洋务教育的产生，有着众所周知的特定背景：对外战争的屡屡失利，对外交涉的屡屡失误，以及丧权辱国条约的签订，使清廷痛感西洋“船坚炮利”的威力及中国军事、外语、机械人材短缺的弊病，并决心借兴学谋求自强。

年月日，长期主持外交事务的恭亲王奕，在一篇陈述“御夷之策”的奏折中，备论“夷祸之烈极”，主张揆时度势，权宜办理夷务，并提出“以救目前之急”的六条章程。在这个章程的第五条中，主张在原设的俄罗斯文馆的基础上，选各省的八旗子弟十三四岁以下之天资聪慧者各四人，学习英法美三国文字。年月，在奕等人的大力倡议下，同文馆正式成立。

同文馆的创建，标志着中国近代学校的萌生。但早期同文馆办学的六条章程，全部是仿奕旧照照俄罗斯文馆的旧例。学生的名额照俄罗斯文馆旧额不得逾名，馆中的月课、季考、岁试也一切仿照旧例。乾隆二十二年（），清廷曾规定俄罗斯文馆五年馆试一次，考一等授八品官，二等授九品官；同文馆除改为三年一试外，其他也一切照旧。至于该馆的管理体制及有关教习、经费的制度，也大体不出旧学的范畴。因此，早期的同文馆除教学内容之外，与清代旧有的官学并无实质性的区别。

同文馆的教习，原拟从广东、上海两地挑选谙解外语的中国人担任，但此二地或称“无人可派”，或“虽有其人而艺不甚精”，因而不得不聘请英国传教士包尔腾为英文教习，另聘候补八旗官学教习作澍琳充汉文教习。年，又增设法文馆、俄文馆，并分聘法国传教士司默灵、俄国人柏林担任法、俄文教习。

年月，（同治五年十一月），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奕，在总结同文馆五年来的办学经验时认为：同文馆所收八旗幼童经五年的学习，虽于洋文洋语尚能领略，但年幼学浅，于汉文文义尚难贯穿，以期功力所限，难期速效。洋人制造的机器、火器等件，无一不从天文、算学中来，中国若干“举凡推算格致之理，制器尚象之法，钩河摘洛之方”，但能“专精务实，尽得其妙，则中国自强之道在此矣”。因此，奕提出下列三条建议：第一，在同文馆内增设天文、算学馆，讲求天文算学等格致原理，以克服，“以往不从根本上有著实功夫，学习皮毛，无裨于实用”的弊病。第二，提高学生的档次，从满汉举人及“五贡”正途生员中挑选岁以外者，入馆肄业。第三，聘请洋人在馆教习，务期天文，算学，均能洞彻根源，斯道成于下，即艺成于下，数年以后必有成效。

奕所提出的上述三条建议，即可提高同文馆的声望，又有利于在旧学制内推广自然科学教育，并可缩小新学的反对面，扩大选择生员的范围，也有助于折衷调和中西学问的冲突，这在当时应该说是富于见识的主张。可是，事实上，除第一条增设天文算学的建议很快得到朝廷的批准外，他的后两条建议却遭到朝野守旧势力的强烈反对。尽管奕逐条反驳，并在所拟的天文、算学馆章程中，将该馆招收生员的对象进一步扩大到翰林院庶吉士、编修、检讨及五品以下京外各官，但最终因受旧势力的顽强抵制及浮言所惑，无复有科举出身及五贡正途者投考。

自天文算学馆在年创设以后，同文馆才由一个初级的外语学校，变为一个具有近代化意义的实用科学的学校。扩充后的同文馆课程在原先的中文、外语之外，逐步增设了算学、化学、万国公法、医学生理、天文、物理等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课程。年初，以“老成望重，足为士林矜式”的太仆寺卿徐继畲担任首任总管同文馆事务大臣，同年经广东抚巡郭嵩焘推荐，任命“淹通算术，尤精西法”的海宁学者李善兰担任算学馆总教习；同治七年（）任命原在馆内担任英文教习的丁韪良为同文馆首任总教习，并陆续增聘了化学教习毕利干、医学教习德贞及法文教习华必乐等中外学者。同文馆至此逐步走向了正规发展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