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注意的是：门阀家学在南北朝时期，出现了两个明显的趋势：其一是在传习家学世业的同时，广泛地吸收、博采众学之长，而不囿于祖业之旧学。如：宋世名儒何承天，因其母为东莞大儒徐广之姊，幼承母训，得传徐广家学，同时广求名师，儒史百家，莫不该览，并至庐山拜于慧远门下。又如：北魏赵郡李孝伯，其家族世传《郑氏礼》、《左氏春秋》，孝伯在“少传父业”的同时，又“博综群言”。这种博学众长的风气是门阀家学得以更新的重要动因。其二是门阀家族素有广集图书的传统，这使得门阀家学得以广泛地吸收古今社会文化的学术精华，并进一步社会化，开放化，同时也有利于保存学术文化遗产。如：梁时王僧儒，出自名门大族，为汉魏名儒王肃的八世孙，嗜好坟典，聚书至万余卷，笃志精力，于书无所不览。门阀中人类似的藏书大家，为数甚多，不胜枚举。这种丰富的藏书，为士族子弟提供了优越的读书条件，这也是门阀家学得以兴盛，并世传不绝的重要原因。

门阀家学至南北朝后期渐趋衰落，但其根砥虽败，学业犹存，并逐步与官学及社会范围内的私学合流，成为集大成之学的隋唐文化教育的重要源泉之一。

隋唐五代儒学

隋唐五代教化的发展主要表现在教化制度的创立方面，其足以影响后世教育的发展。隋文帝时非常重视振兴学校。为了管理各级各类学校，他曾特设国子监，作为教育的行政领导机构。国子监初名国子寺，开皇十三年（）改为国子学，大业三年（）又改为国子监，从此一直为后世所沿用。当时，国子监设祭酒一人总管国家教育事业，在行政上不隶属太常寺，是独立的最高教育机构。通常，在祭酒之下设主簿、录事等专职人员，负责统领各级各类官学。可以说，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设立的专门教育行政部门，也是专门设置教育负责官员之始，在我国教育的历史发展中，这是个了不起的进步。

在国子监控制下，首先发展健全的是以国子学为首的中央官学系统。除有传统的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外，隋朝首创了书学、算学和律学（六学中只律学属大理寺）等专科类的中央官学，形成了所谓的“六学”系统。开皇初，隋文帝颇为倡导文教，设国子寺，使“强唐长安城学待问之土，靡不毕集”，“京邑达乎四方，皆启黉校。齐鲁赵魏，学者尤多，负芨追师，不远千里。讲诵之声，道路不绝。中州之盛，自汉魏以来，一时而已。”隋文帝晚年，转而喜好刑名之说，同时又发现国学虽然学生颇多，但“徒有名录，空度岁时，未有德为代范，才任国用”之人，“设学之理，多而未精”，遂在仁寿元年（）废天下学校，只存国子学一所，有学生人。隋炀帝即位后，改国子寺为国子监，复开庠序，使国子学和郡县学之盛超过了开皇初年，形成了隋朝第二个兴学高潮。只因不久出现“戎马不息”、“师徒怠散”的情况，加之社会动荡，战乱迭起，致使“空有建学之名，而无弘道之实。”

唐朝初建，便大力发展文教事业。高祖即位时即下令国子置生员，取三品以上子孙；太学置生员，取五品以上子孙；四门学置生员，取七品以上子孙。在地方官学中，将郡县之学分为三等，上郡学生员，中下郡则各员；上县学生员；中县员，下县员。至于对皇族子孙及功臣子弟，还在秘书外省别立小学以教育之。高祖武德四年（）诏置修文馆于门下省。七年（）又特别下诏兴学，令“吏民子弟，有识性明敏，志希学艺，亦具名申送，量其差品，并即配学。州县及乡，各令置学。”为后世各朝树立了重视文教的典范。

唐代教育制度的完备是在唐太宗执政阶段。在这一时期，唐太宗曾于贞观元年（）在门下省置弘文馆（由修文馆改建），聚经、史、子、集四部书共余万卷，精选天下著名儒者虞世南、褚遂良、姚思廉等人以本官兼学士，以褚遂良为馆主。在馆中不仅讲论文义，商议政事，（还传授书法，教授经业。次年，恢复了随置而在武德初年罢废的书、算二学。第三年又下诏令诸州置医学。贞观六年（）又恢复了武德年间废弃的律学。贞观十三年（）在东宫设立了崇贤馆（年时改为崇文馆）。自此，在年左右的时间里，在唐太宗等人的倡导和支持下，基本上形成了唐朝以“六学二馆”为代表的官学体系。起初，唐朝政府尽召天下经师老德者以为学官，广建学舍区，大量增加学生员额。到贞观十三年时，除六学二馆外，屯营、飞骑等军事建置中亦设学生，并由博士教授。高昌、吐蕃以及高丽、百济、新罗、日本等也都积极派遣子弟前来求学，学生总额达到余人。

高宗显庆元年（）在崇贤馆置学士，有学生人。龙朔二年（）在东都置国子监，生员有所增加，并分两都进行教学。其间，书学、算学、律学曾一度废止，龙朔三年（）恢复后将书学改隶兰台，算学改隶秘书局，律学改隶详刑寺。武则天执政时期热心佛教，不重儒学。当时的“博士、助教，惟有学官之名，多非儒雅之实……生徒不复以经学为意，唯苟希侥幸。二十年间学校顿时隳废”。中宗复位后于神龙元年（）诏令国学学生复集，次年（）又敕令学生在学行束惰之礼，并将此定为国家制度。

唐玄宗时是唐代学校兴盛的又一个高潮时期。开元七年（）唐玄宗敕令州县学生选送“聪悟有文辞史学者”入四门学为俊士，那些贡举落选而愿入学者亦可入四门学学习（俊士之制至天宝十二年，即年止），这是后世贡举入监之制的滥觞。在这一时期还规定了学生补阙的制度。如国子监所管的学生由尚书省补，州县学的学生由州县长官补。尤其值得称道的是，朝廷此时明确规定百姓可以任意设立私学，有愿在州县学寄读受业者（即非正式的寄读生）亦可应允。在政策上为民间学术和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使不少学者从家学和拜师求教的私学中获取了许多可贵难得的学识。开元六年（）置丽正书院，置文学名士徐坚、贺知章、张说等人为学士，在修书之余亦行讲读之事，为后世书院教学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开元十三年（）丽正书院改为集贤书院，五品以上为学士，六品以下为直学士，待遇颇为优厚。至开元二十七年（），朝廷敕今天下州县于各乡里设立学校，择师而教授，使当时的学校由州县又进一步扩展到乡里，拓宽了教育的普及面。开元二十九年（）在玄宗崇尚道教思想的指导下，在礼部的祠部之下设立了崇玄学（天宝二年（），更名为“崇玄馆”，亦称为“通道学”），在府州亦设地方崇玄学，专门教授道教经典。天宝九年（）唐朝于国子监中增置广文馆，以郑虔为博士，负责指导在国子监中专门修习进士业的学生。玄宗为了支持学校教育的发展，曾在天宝十二年（）敕令天下罢乡贡之举，规定不经由国子各学及郡县学学习的学生不许参加选举。尽管这一规定在两年后取销，恢复了乡贡之制，但其影响是积极的，对学校教育的发展有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