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的正常运行需要确立一定的规则和契约，这主要表现为道德和法律约束。在这些制约下，人们才能讲求信誉、正义，维持正常的社会运行。很显然，一个作恶多端、不行仁义的人是为人痛恨的，会失去别人基本的理解和信任。因此，我们要注意维护自己的信誉，不做一个顽劣嚣张的人。

韩魏公器重闳博，无所不容，自在馆阁，已有重望于天下。与同馆王拱辰、御史叶定基，同发解开封府举人，拱辰、定基时有喧争，公安坐幕中阅试卷，如不闻。拱辰愤不助己，诣公室谓公曰：“此中习器度耶？”公和颜谢之。公为陕西招讨，时师鲁与英公不相与，师鲁于公处即论英公事，英公于公处亦论师鲁，皆纳之，不形于言，遂无事。不然不静矣。

韩魏公韩琦为人沉稳大度，没有什么不能容忍，早在学堂读书的时候，他的名望就已经传遍了天下。他与同学堂的王拱辰、御史叶定基，一同被派到开封府掌管科举考试。王拱辰和叶定基经常发生争吵，而韩琦坐在幕室批阅试卷，好像什么都没听见一样。拱辰埋怨韩琦不帮助自己，到韩琦的幕室，对韩琦说：“你是在幕室中锻炼气度吧？”韩琦脸色平和地向拱辰道歉。韩琦在陕西征讨叛军时，颜师鲁与英公李不和，颜师鲁在韩琦那里说李的坏话，而李在韩琦那里也说颜师鲁的坏话。韩琦听后，从不将这些话说出去，所以颜师鲁和李才没有闹起来，否则就不得安宁了。

韩琦在王拱辰和叶定基发生争吵的时候，将自己置身事外，所以才能平心静气地在幕室里批阅试卷；在颜师鲁和英公向自己说对方坏话的时候，也将自己置身事外，所以才能阻止颜师鲁和英公之间的吵闹。在这里，韩琦的“置身事外”起了很大的作用。

我们每个人每天都要和外部的人和事打交道，因此，就存在一个基本态度的问题。外部世界纷繁复杂，仅仅凭借个人的经历是无法彻底认识清楚这个世界的，同时自己也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把方方面面的事情都处理得井井有条。因此，我们就要尝试摆脱外界事物对我们的羁绊，保持一种释然的态度。

在处理外部各种事情、与人相处的时候，要注意收敛自己的智慧，不要张狂和骄傲，而应该表现出一副混沌的样子，让他人忽略自己的存在，从而在保全自己的同时，始终掌握行动的主动权。

欧阳永叔在政府时，每有人不中理者，辄峻折之，故人多怨；韩魏公则不然，从容谕之，以不可之理而已，未尝峻折之也。

欧阳修在官府当官的时候，每当遇到有人不讲道理，他就会很严厉地惩罚这个不讲道理的人，因此很多人都对他的这种做法有意见；韩魏公韩琦却不是这样，他总是从容不迫地教育那个不讲道理的人，告诉那个人为什么不能那样做，从来都没有严厉地惩罚过别人。

欧阳修对待不讲道理的人，采取惩罚的方式，其实这同样是一种“不讲道理”的方式；韩琦则不然，他是用“讲道理”的方式来对待不讲道理的人，而不对其进行严厉的惩罚。最终，还是韩琦的这种做法深得人心，受到老百姓的支持。

由此，我们应该看出“维护事理”的重要性。做任何事情都要遵循基本的原则，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事理”。与人相处是我们一生都要学习的一门功课，而做事的道理更需要我们自己去体会。比如，我们要懂得谦让是种美德。在道路狭窄的地方，我们要学会主动停下来，给别人先行一步的机会，从而为自己创造更大的发展空间。

一旦超越了“事理”所约束的范围，我们就有可能玩火自焚，走向不可收拾的地步。周幽王为了博得美人一笑，在烽火台上点火，让千里之外的诸侯快马加鞭赶到城下，结果却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几十万大军劳而无功，白跑一趟。就这样，军士们被戏弄多次之后，便不再相信周幽王了。后来真有敌人杀来的时候，根本没有军队赶来营救。这个可悲的周幽王便成了亡国之君。他就是破坏了最基本的做事原则，结果自取灭亡。

韩魏公谓：“小人不可求远，三家村中亦有一家。当求处之之理。知其为小人，以小人处之，更不可接，如接之，则自小人矣。人有非毁，但当反己是，不是己是，则是在我而罪在彼，乌用计其如何。”

韩琦说：“小人不一定非要去远处才能找到，三户人家当中就会有一家。应当寻找与小人相处的方法。知道他是小人，就用对待小人的方法来与他相处，绝不能与他交往，如果与他交往，那么你自己也成了小人。如果有人诋毁你，推翻自己的理由就是了，不要坚持自己是正确的，这样，我有理，他没理，用不着跟他计较。”